广州自考夜校中国文化概论述题2
成人高考自考本科中国文化概论科目复习题，课程代码：00321
三十一、南北佛教的不同：
南朝佛教与北朝佛教的特点
（1）在南朝，皇帝和士族对佛教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南朝士人信佛，“‘偏于谈理”，实际延续的是玄学清谈的习惯，喜好的是佛教所含的哲理部分；对儒、释、道三家义理往往喜欢作调和之论。南朝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所以接受外来宗教显示出鲜明的本土色彩。南朝虽然也大兴佛法，但舍身出家的人相对北方而言数量要少得多，而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一般也只表现在理论上。
（2）北朝“偏于教”，其含义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说的去修行，以摆脱轮回，所以特重禅法。在南朝，虽然奉佛是那个时代上上下下的事，但在广泛的民间，古老的礼教仍然发挥着相当的作用。北朝则不同，尽管各新建的边地民族政权多重视中原文化的提倡，但佛教对民间的影响，恐怕要更加深入普遍。南朝信佛喜欢兴建寺院。北朝则喜欢立塔造像。建寺院是重视僧人，以便与之论理谈玄；造佛像则重在礼佛敬神，或往生安乐之土，或求当世福报等等。出家在生命的层次，可以摆脱六道轮回；在现实层面，可以摆脱沉重的租税赋役，所以北朝僧人特别多。
三十二、简述南方的民族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不仅是北朝的现象，也发生在南朝境内各民族之中。中原人群的南迁及对南方的开发过程，也正是南朝民族融合的过程。南朝被融合的民族主要有蛮、溪、俚、僚等。蛮分豫州蛮、荆州蛮和雍州蛮，分布范围大体在今湖南、湖北境内和陕西、河南一带，有的还进入当时北魏境内。这些民族其实都是些山地居民，生活多以种植粮食为主。南朝政府或用武力迫使他们成为国家纳粮交税的编户齐民，或在这些民族聚集区内设立左郡、左县直接统治。经过长期与汉族的杂居，族群界限逐渐消失。
三十三、简述魏孝文帝的改革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各内迁民族中，以鲜卑人拓跋氏一支为最晚，入主中原以前汉化最浅。逐渐拓跋氏开始抛弃自己的习惯，采用汉族知识分子的建议，实施均田制，切实地促进了鲜卑人从游牧向农业居民的转化。孝文帝的改革，带有浓郁的“南朝化”特征，迁都洛阳、改用汉姓；最带模仿南朝痕迹的是定族姓，将鲜卑族贵族人为地门阀化。
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孝文帝的措施，无疑是积极而开明的，但就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孝文帝的措施多是不计后果的。迁都洛阳，使北魏政权失去了稳固的部族基础，定族姓也无形中把部族中的不平等表面化、合法化。特别是迁都以后，南迁的鲜卑贵族与留在北方的贵族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异。加之奉行排抑武人的做法，最终导致了部族内部的分化，以致六镇武人的起兵。汉化的趋势～时间出现逆转。
三十四、南方经济的高涨：
在南方的长江中下游流域，中唐以后水稻农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人们大兴水利，促进了稻作农业向集约化方向扩展；曲辕犁也被广泛使用于水田了；插秧技术得到推广，早熟的品种被引到那里：这一切促使着稻米产量大幅度提高。南方的稻米对减轻全社会生存压力有重要意义，也是唐宋时期国脉所系。粮食产量提高了，丘陵旱地也被开垦出来了，有更多的土地用来种植经济作物。
茶叶在唐代就成为包括一般平民百姓在内全社会的日常消费。在全国贩运茶叶是有利可图的事业。茶树、桑树、漆树、竹子广泛栽植。经济作物的发展即手工业在南方有长足的发展。陶瓷制造业唐代前期中心在北方，以后逐渐南移，到宋代，景德镇已经变为天下瓷都。而陶瓷制品也在唐宋之际成为百姓一般性日用品。此外像盐业，矿冶业，南方都有长足进展
三十五、市井文化的兴起：
城市不仅累积着财富，也荟萃着人文，兴起了适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市井文化。
1、话本：讲述历史及人世间故事的“说话”从中唐以后就兴旺起来，有了行会并在南、未进入“黄金时代”。记录“说话”的文章叫“话本”，是后来白话小说之祖。
2、宋杂剧：在瓦舍勾栏中演出，并且已商业化。以温州为发祥地的南戏与杂剧南北相应。此外还有滑稽戏、傀儡戏、影戏等等，都在市民中找到了自己的观众。
三十六、新党旧党的分歧：
道统在宋代演变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气概；心性内容则由深感唐末五代“无廉耻”的士人发展为理学、道学。北宋实行的文官政治，士大夫集政治家、诗文家、学问家于一身，本着各自的道德学问及对现实问题不同的理解为政，宋代士大夫出现类似后世“党派”的政治群体。北宋有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等为首的“旧党”。
试图以种种新的政治举措改变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属于新党，以“扰民”、“生事”、“与民争利”为理由反对这种变法的为旧党。新党代表士大夫积极有为的精神，旧党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反动”。两派的分歧产生于对现实的不同理解。旧党认为，现有政治体制及种种政策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出在官员们不能正确执行，而且与其像新法那样向民众开财源，不如从皇帝及朝廷的节约做起。同时旧党许多人更敏锐地注意了“吏治”问题，即王朝各级行政官僚、胥吏实际存在的因循及弄权舞弊的问题。新法必须由人去执行，但有这样一批官僚实际操作，再好的办法也得变质。新党则更多从应当如何一面去思考问题，王安石所设计的方案，如果真正被实行，也的确能起到改善社会的作用。然而问题是他先就遇到了旧党的阻力，此外也正如旧党所说，官僚胥吏们在执行新法时的上下其手产生的副作用极大。众多的官员不同意他的变法，王安石就用迎合他的人，变法中营私舞弊现象越发严重。王安石变法一时间起到一定作用，有的措施还被证明行之有效，然而总的说来却是失败了。但变法本身确实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进取精神。
三十七、元朝民族融合的新特点：
在元朝，辽、金治下的臣民被通通视为汉人，久之他们之间原有的区别消失了。部分进入中原的蒙古人逐渐变成农业居民，在元朝中原统治崩溃后，改用汉姓，也融合在这北方新形成的汉族之中了。今天的北方人大多是元朝新融合成的汉族后裔。同元朝征服者一起进入中原的色目人，经过长期与内地其他各族人民的杂居，通婚以及文化上的相互学习，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即回族。这表现出元代民族融合不同以往的特色。
三十八、元朝政治在经济上的负面影响：
广开牧场，实施屯田，搜刮民财：蒙古人是在南方经济持续高涨的情况下入主中原的，元朝统治伤害了这一发展势头。这仍与蒙古贵族政治观念简单粗陋有关，被征服的土地既然是战利品，掠夺财富就是应该的了。在北方，元朝恢复经济的办法是广开牧场，实施屯田；大多数土地是强夺民田而来的。在这些土地上盛行的是农奴制。
在江南，原来属于南宋的官田变成新王朝的官田，强占土地的现象同样严重。地位最低的南人地区赋税征收十分沉重，政府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七来自江浙。特别是忽必烈后期用色目人阿合马执政，对江南的搜刮十倍于当初。
元朝兵权掌握在蒙古贵族手里，财权则操持在色目人手里。阿合马执政期间，任用色目商人实施一种包税制度。政府确定税额，主要由色目人和汉族官吏去包办，至于实际征收多少政府不问，剥夺民众达到敲骨吸髓的地步。
阿合马还实行以清理官司钱财欺隐拖欠为名目的所谓“拘刷”、“打勘”法，郑所南《心史》揭露“打勘”法为“骗财之术”，百姓受害，连执行的州县官吏也叫苦。垄断铁、银矿业，实行盐铁专卖，所造的铁器质量粗劣，强行卖给百姓。
此外，滥发纸币作为搜刮民财的手段。蒙古人对匠人十分尊崇，但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福气，蒙古兵马所到，重要的行动是搜罗匠人，把他们集中到官府的作坊里去。而元朝时期，被称作“驱口”的战俘奴隶特别多，贩卖人口的现象相当突出。
三十九、元朝时期的文人与戏剧：
在政治上失去前途，逼使着元代一些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在文学上获得成功。他们加入了在过去无论如何也看不起的艺人的行列，把两宋以来逐渐流行的戏剧剧本的写作，～下子推向一个高峰。
这就是以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为代表的杂剧剧本的创作。中国的戏剧发祥于市井社会，但若没有元代读书人的介入，它就不会发展那么快，文学水准那么高。更重要的是他们独特的社会处境，避免了一种惯例的重现，即文人把一种艺术过分雅化，弄得一般百姓欣赏不了。
元杂剧的剧本即使在今天读起来，也可以看出它是把文人才气、高雅与内容上的贴近民众生活，完美地结合在戏剧特有的艺术方式中了。他们的剧本或对生活揭露批判如《窦娥冤》，或沤歌爱情如《西厢记》，或曲折地表露民族意识如《汉宫秋》，都从不同侧面表现了民众的现实和意愿。他们还发展出一种新颖的异乎传统的诗歌形式即散曲。
四十、清代学风变化的原因：
1、文字狱是使知识分子走向纯而又纯的学术研究的重要原因。
2、清代学风的变化还有着学术史本身方面的原因。从宋儒那里就有“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分歧。在成贤成圣的方式上，有的儒家如朱熹特别强调多学多思，另一派如陆象山，就强调多读书致知对发明心性没有好处甚至有害。后一派的意见在明朝王学兴盛的时代，是占了上风的；但明朝的灭亡，教训了人们不能只是空谈性理，还应该博学以致用。
正是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考据之学渐渐兴旺起来。学者们对传统的经史文献进行了大量的考正、校勘、辑佚、辨伪和注解工作，整理了一大批文献。因为这样的工作在清乾隆、嘉庆年间特别兴盛，所以称之为乾嘉学派。这一时期的学术成就，对后代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
四、论述地理条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l)广大地域决定中国文明的道路和文化方向。中国大陆的整体性，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走向统一，地域广阔的大陆又一定是一个人群林立的世界：中国文明时代的开始，家国社会的建立，正以这样一个基本情况为前提。中华祖先在创建它的古代文明时，首先面临着大地域上人口构成多族群的特点。在中国，战争征服是有的，但最终古代文明的成功依靠的不是战争，而是联合与融会。
(2)广大地域与对天下统一的追求。分裂与统～是中国历史的两大现象，统一总是占主导倾向的追求。这样的追求来源于广大地域上人群的迁移及人群间许久以来的相互交流。甲骨文中就有“四方”的明确记载;大体从商朝开始，王朝就已按着距离的远近，对天下人群采取不同的政治策略;西周时，“天下”的观念已十分清晰;以后历朝历代的皇帝，无不以边远的四高民族的“来朝”为荣耀。“天下”观念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追求统一，追求统一始终是政治观念中的基调，也是历史的基本倾向。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意识，是威力持久的中国理念，对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曾起过重要作用。
(3)地缘特征与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这里的地缘概念，不同于现代的领土观念。它所指的是当中原文化中心形成后，与北方范围更加广阔的草原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从地理的角度观察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应特别注意与北方边地草原人群的地缘关系，那里藏着中国历史命运的重要秘密。在西北方向，帕米尔高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分隔着东方与西方两大文化世界。
但在更近的北方，中原文明必须长期面对一个由草场、山地、沙漠、戈壁构成的辽阔的地域，和以游牧为基本特征的文化区域。这个辽阔的地域，向北可以延伸到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西连中亚乃至东欧平原，东接中国的东北和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那里是森林密布的寒冷湿润地带。这是一个巨大的扇面形地带，居住着很多古老的人群。
广阔的蒙古高原，是这些民族与中原发生关系的“前台”。在这个前台上，截止到蒙古族人兴起，没有一个民族是它的固定主人。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到，最早的人群是严优，之后是北狄，秦汉以后有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党项、金以至蒙古、满族。
(4)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草原民族除满族之外，基本都是在前一个民族迁徙，草原出现“真空”状态时，从原来的居住地大举跃进，充当新的草原主人。在中原政治兴旺时，他们送巡于它的周围，学习着中原文化制度，有的人群还被强大的中原王朝击溃，或远徙或内迁;当中原朝政陷于混乱衰弱时，他们便大举进攻，进而人主中原，造成中原因有居民的向南迁移，而他们则成为中原文化的接受者和新的创造者。
在短暂的迟滞后，文明沿着中原固有的文化方向升温、繁荣。隔一二百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上述的情况再重复一次。这样的重复，却是多次发生。这就是中原文明的历史命运。这命运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内涵。中原文化，带动着地域更加辽阔的东亚文明的同步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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