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主持人：4次高考才考上 被邻居调侃“大”学生
张泽群 1965年4月出生于河南郑州，1982年-1985年四次参加高考，终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现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2006年-2011年连续六次主持央视春节联欢晚会，2009年获金话筒播音主持作品奖。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的头几年，在周围一片“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的气氛中，张泽群在机关大院大礼堂里看电影，去学校排练文艺节目，做一个少年内心想做的事儿。
当高考降临在他身上，他看到的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失败，就得去社会上晃悠；成功，则意味着拥有更多选择的可能。为了那一点儿“可能”，张泽群从1982年到1985年连续四次参加高考，终考上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
他说，四次高考让他相信天道酬勤，相信公平正义，相信可以完全通过自己努力、不凭借任何运作，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2013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新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张泽群坦言最关注教育公平问题，他还为河南考生呼吁“高考公平”。在他看来，天道酬勤、公平正义，是恢复高考之后在几代人心中确立的价值理念，在如今这个时代，更加不能变。
谈少年时光
“感谢父母没逼我去学习”
新京报：1977年恢复高考时，你对当时的情景有什么记忆？
张泽群：那一年我12岁，上中学的头一年。我生活在河南郑州的一个机关大院里，高考恢复的消息传到院里，立马就炸开了锅，那时候积累了很多“待业青年”，包括一些返城的知识青年，大都无所事事。听到消息后，他们都打算去参加高考。
有件事情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天院里来了一辆大卡车卖辅导资料，大伙儿都围着卡车买书。我爸也买了一套，是“文革”前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全是临时复印的，一共17册，捆成一扎。当时社会上已经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我翻开一看，全都看不懂，我那时数学才刚学到因式分解。
新京报：你爸为什么也买了一套？
张泽群：主要还是一种氛围。当时在院子里，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高考。在高考中断期间，“大学”基本是淡出人们视野的词汇，但我不止一次听到过。1976年，我小学五年级，当地有个豫剧团演一场戏，把我拉过去当临时小演员，演完后，剧团想把我留下来当学员。那时候被剧团看上，相当于一下子解决了工作。周围人都说，孩子这么小就能出来挣工资了，多好的事儿。但我妈一口就回绝了，说“我们家孩子以后还要上大学呢”。一年之后，就恢复了高考。
新京报：所以你从小就生活在“要上大学”的氛围中？
张泽群：其实并不是，我爸妈只是模模糊糊给我指引了一个大方向，但基本上没怎么干涉过我，没给我下达过“一定要上某某大学”的指令，没让我承受过大的学习压力。中学开始，大院里礼堂每周放三次电影，一晚上放两部，我经常泡在里头。别人都在看书、学习时，我看了各种各样的老电影。高考恢复后，社会上已经开始有“不考大学没有出路”的观念，但爸妈从没逼我去学习，有时我爸还会主动去帮我拿电影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过得非常愉快，成了老电影的“骨灰粉”，为此我特别感谢我爸妈。
新京报：除了看电影，中小学时还有什么经历？
张泽群：我从小就喜欢文艺，是学校里的文艺积极分子。从我小学开始，学校里就有宣传队，很多孩子小学时还参加，上中学后就陆续退出了，但我还愿意参加。有天晚上我和我爸说在学校复习功课，其实是偷偷跑去排练节目了，我爸知道后也不骂我，只是说：“你要是喜欢排练就去，又不是干什么坏事儿，不用撒谎。”
初中时，有些孩子就立志要考大学，开始看更高年级的课本。我仍旧没觉得有什么压力，后来才慢慢感受到。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到这种压力？
张泽群：1981年高一要结束时。那时候高中只读两年，高二就要面临分班、高考了，我才发现自己的成绩真的落下了，已经跟不上其他同学。我开始准备复习，到了高二最后一个学期，我17岁，知道自己成绩不好，可能考不上大学了，才开始想：将来怎么办？
周围有一些没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只能进入街道或单位组织的社会服务社，等待分配工作，说白了就是瞎晃悠。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可怕的事儿，没有一份固定工作。等到我也可能面临这种状况时，才有点慌了。我就是不想在社会上瞎晃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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